6月26日是第36个国际禁毒日，最高法发布2022年以来人民法院禁毒工作情况，依法严惩毒品犯罪和涉毒次生犯罪典型案例。

会上提及，当下毒品犯罪网络化、智能化特点突出，互联网逐步成为毒品犯罪新的联络渠道和犯罪方法传播平台。网络涉毒犯罪突破了传统毒品犯罪的时空限制，“互联网+物流寄递+电子支付”等非接触式犯罪手段隐蔽性强。最高法强调，坚决不让网络空间成为涉毒“法外之地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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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用麻精药品、“笑气”等流入涉毒渠道问题不容忽视

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庭长李睿懿从审判工作角度，介绍了当前毒品犯罪形势及特点。

一是案件数量持续下降。2018年至2022年，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数量持续下降，延续了自2015年以来的下降趋势。2022年降至3.7万件，较2015年高峰时期下降73.38%，较2018年下降62.75%。毒品案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的占比也从2018年的8.35%降至2022年的3.59%。

二是案件分布地域化特征明显。2018年至2022年，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排名前10位的省份，仍主要集中在西南、华南、华东和华中地区。其中，西南地区占3席，反映我国禁毒斗争主战场仍在西南，华南地区作为毒品入境流转地，华东、华中地区作为毒品集散消费地，案件量仍然较大。

三是源头性毒品犯罪呈现新态势。国内规模化制毒犯罪得到有效遏制，传统重点省份制毒活动持续大幅萎缩，制毒犯罪逐渐呈现地域分散化、规模小型化、流程分段化等特点。“金三角”仍是我国毒品的主要来源，境外毒品经传统渠道入境受阻后，利用货车夹带通关或者采取抛投、挖洞等隐蔽方式走私毒品案件增多。通过国际物流寄递、陆路绕道或者海上走私毒品情况加剧。

四是末端毒品犯罪大幅下降。近五年，随着我国吸毒人员数量逐年下降以及戒毒管控措施不断加强，毒品消费市场持续萎缩。2022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非法持有毒品案件853件、容留他人吸毒案件6 301件，较2015年高峰时的10 875件和35 867件分别下降了92.16%和82.43%。

五是新型毒品犯罪呈上升趋势。涉案毒品呈现传统、合成、新型毒品“三代并存”格局，且新的替代滥用物质不断出现。海洛因、甲基苯丙胺、氯胺酮仍占据涉案毒品前三位。涉甲卡西酮、γ-羟基丁酸、合成大麻素等新型毒品犯罪总体呈上升态势。医疗用麻精药品和依托咪酯、“笑气”等非列管物质流入涉毒渠道问题不容忽视。

六是犯罪网络化、智能化特点突出。毒品犯罪网上和网下交织更为紧密，“互联网+物流寄递+电子支付”等非接触式犯罪手段逐渐成为毒品贩运的新常态，利用GPS定位追踪监视运毒的案件增多。

“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和新兴寄递业态发展，毒品犯罪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，犯罪手段更加多样、隐蔽、复杂，给毒品案件审判工作带来新挑战。”李睿懿表示。

互联网逐步成为毒品犯罪新的联络渠道和犯罪方法传播平台

“互联网逐步成为毒品犯罪新的联络渠道和犯罪方法传播平台。同时，随着新兴寄递业态的发展，毒品犯罪分子大量使用国际、国内物流快递甚至同城跑腿等平台走私、贩运毒品。”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副庭长欧阳南平指出。

他强调，坚决不让网络空间成为涉毒“法外之地”。近几年，人民法院会同公安、检察机关对网络涉毒犯罪的证据收集和审查工作加以规范。并在印发的《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》中，进一步规范网络涉毒犯罪的法律适用，让案件办理有章可循。此外，积极参与社会治安、网络治安综合治理，针对审判过程中发现的问题、漏洞，及时提出司法建议，让网络涉毒犯罪无“立锥之地”。

此外，近年来，有医疗用途的麻精药品作为成瘾物质被替代滥用的问题日益突出，而此类麻精药品又与百姓用药需求息息相关。欧阳南平表示，有医疗用途的麻精药品，一旦滥用极易形成瘾癖，危害健康。其流失滥用，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用药安全。

对此，最高法向全社会呼吁，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科学、安全、合理服用麻精药品；同时，要管理好自己的合法用药资料，防止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。也呼吁依法从事管理、使用麻精药品的人员，要恪守职业道德，严把麻精药品“出口”关。

除却上述毒品犯罪的特点，未成年人涉毒现象是一个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。李睿懿表示，未成年人群体具有一定的特殊性，一方面好奇心强，喜欢尝试新鲜事物，另一方面心智尚不够成熟，分辨是非能力较弱。因而，容易受到不良周边环境的影响，被不法分子利用或侵害。

目前，未成年人涉毒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：一是作为犯罪对象，被引诱、教唆、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，沦为受害者；二是已形成吸毒瘾癖，通过各种渠道购买毒品吸食；三是作为犯罪主体，被不法分子利用、教唆甚至主动参与毒品犯罪。一些未成年人从被动的受害者发展成吸毒者，进而为获取毒品走上犯罪道路，让人扼腕叹息。

在毒品案件审判中，李睿懿指出，人民法院注重加强未成年司法保护，对利用、教唆未成年人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，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，以及引诱、教唆、欺骗、强迫未成年人吸毒的，均依法从重处罚，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。

同时，人民法院参与禁毒综合治理，通过发布典型案例、组织旁听庭审、举办禁毒法治讲座、参与社区帮教等方式，做好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工作；针对审判中发现的因监护人疏于管教导致未成年人涉毒的情况，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，督促其切实履行监护职责。

下一步，人民法院将继续坚持严厉打击与预防教育相结合，与家庭、学校、社会各方形成合力，切实帮助广大青少年防范和远离毒品危害。

（文章来源：21世纪经济报道）